[4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观点转变以前，他所谓神道主要是指上帝、上天，为鬼神、人格神，其相对应的是人，是天人、神人关系。《谷梁传·庄公三年》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体魄生于父母，而体魄、性灵之相合，亦必天与父母和合而后生。若朱子之说，则有阳无阴，偏而不举，不能该人之性，即不能尽人之道也【35】德性有仁、义、礼、智、信之德，质性有视、听、言、动、触之能。然则孔、孟大义，许人人祷祀天帝矣【24】，这里强调人人皆有权利祷祀上帝，专制社会帝王独享祭天权，在康有为看来这也是据乱世的表现。故以他教为国教，势不能不严定信教自由之法。孔子人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之教，康有为说：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53】故孔子之道，大之弥于天地，小之始于夫妇，言天而不离人，所以为文明之教主也【54】。
摘要：康有为经常引述《谷梁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来阐述孔教的特点与优越性。受天之性识，则聪明睿智，而迥异愚顽。而且，自二程开始，理学家试图影响现实政治的重要方式即是通过王道和霸道的论辩来进行的。
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二、内圣外王：程朱理学王道政治的基本实现方式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语，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如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19]在这里，朱熹认为，理一分殊推到人际关系就有：血缘远近及有无决定着人之间爱有差等，也奠定了人间最基本的关系，这是分殊之理决定的。
三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义为先藏富于民的治道理念，彰显着关心普通百姓生活和人间疾苦的民生旨趣。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
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儒家认为，为政在人(《中庸》)，人的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根本，而政治的问题奠基于人的品德之上。理是什么？按照朱熹的解释，它是存在于天下万物、日常生活中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BZX069）作者简介：敦鹏，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⑧]与先秦儒家一样，二程维护王道，反对霸道，而且随着天理论的提出，二程还以天理流行作为衡量标准，将天理作为本位价值置于一切价值之上，比如程颢认为，王道本于天理，行的是礼义之道。朱熹说：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除此之外，在关注百姓生活和民生福祉上，面对北宋社会沉重的赋税、徭役和田租将百姓压得苦不堪言的情景，二程发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呼声，积极主张减免百姓赋税，减轻农民负担，多做惠民、利民的实事。显然，在理学家的政治哲学中延续了自先秦儒家所高扬的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目的在于实现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
[③]程颢认为，天理纯粹是自家体贴，这内涵着感性的形而下世界，均是天理的分殊使然，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3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卷三十六，载《朱子全书》第21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583页。
因此，朱熹对民生的重视，本质也是儒家重民、厚民传统的继承，其基本精神和措施首先要顺应民意，视民如伤，做到安而不扰，厚民为本。[23]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8页。
[⑤]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页。[②]事实上，天理的概念在宋代及其以前就有人使用，但直到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才将天上升至理的高度，使天理成为哲学的核心命题。摘 要：宋代儒学是宋学的主流，程朱理学又是宋代儒学的主流。朱熹认为，君主心正则事正，有仁心才有仁政。当然，二程认为，理的绝对性并非不可言说，在二程看来，这个超越的理作为宇宙自然结构的理解原则，被拉回到实际的生活世界中，而解释的话语权已经并非皇帝所独有，而是回到以师道自居的儒家知识分子手中[⑦]。[⑩]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6页。
如何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呢？二程提出，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土地分配制度，核心是：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进入专题： 程朱理学 。
因此，在儒家的传统中，存在着将政治原则与伦理原则混为一体的倾向，政治问题大多都可以归结到伦理问题上来，而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道德问题的解决，甚至政治往往成为道德的延伸与外化。[1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杂著》卷七十，载《朱子全书》第23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376页。
民生 王道是传统儒学最重要的政治范畴之一，是儒家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追求的最高目标。对于生活在以农业生产为先决条件的古代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财富生产部门。
[36]（美）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0-125页。其次，重视农业生产，反对土地兼并。[4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49页。参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9-12页。
[④]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7页。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朱熹作为儒家土人对于天下苦难苍生的悲悯情怀的体现，也是其重民政治思想的反映。
朱熹说：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入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24]这种对君主道德品行的重视，恰如有学者指出的：程颢、程颐所理解的先王之道，是儒家《大学》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是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之学。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一个乾父坤母、天人一体的伦理观，程颐认为它是明理一而分殊，意指儒家既讲天人一体的普遍之爱，又讲父母兄弟的等差之爱，前者是指一般意义的理一，后者则是个别意义的分殊，朱熹亦曾反复解释理一分殊，他在《西铭解》中说：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37]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3页。
[31]他在《孟子集注》中，对程颐格君心之非进行了注解：惟有大人之德，则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君主的道德品格，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17]又说：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
[4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45页。这一传统同样在朱熹那里得到体现。
[12]通过这种解释，朱熹将传统的天范畴纳入了理学轨道。可以说，以天理取代诸如自然、天命等概念，并从内部着手来建构论证人道秩序的新模式，这是宋代理学家的任务和贡献。
[4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07页。[19] 朱熹.《西铭解》，载《朱子全书》第13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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